国开行市场占有率较高，超过25%。

比如，在美国，从2007年到2010年的三年金融危机冲击的高峰期，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美国家庭财富平均升值5%，最富的1%家庭财富升值更多，而同期间中等收入家庭的财富累积缩水39%。而强化监管的结果，必然是金融行业往更少的几家集中，进入大而不能倒——需要强化监管——更加大而不能倒——更需要强化监管的恶性循环。

就这样，在法国，一般公司要走过两年以上的程序才能解雇员工。但是，这些强措施也带来了比美国和西欧更加严重的后患，因为那些刺激措施造成了中国债务水平的大幅上升，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房地产泡沫、基础设施泡沫等也都更加突出。这些金融集团不仅是大而不能倒，知道有政府的隐形救护保障，而且在存款保险和混业经营的条件下，这些金融财团更愿意冒险，而且是跨越各类金融品种加大杠杆地冒险，比如，到2007年，金融集团的杠杆都高于资本金的30倍，五大银行的金融衍生品头寸是整个衍生品市场的97%，几乎包揽了所有衍生品风险。2007-2008年与1929-1933年：两次金融危机的对比 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1929年的那一次那么严重，原因之一是1930年代和之后对金融产品的结构设计和美国金融体系都做了大量改革，规避了1929年之前的许多结构性问题，但是，那些改革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隐患，尤其是道德风险问题变相鼓励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去过度冒险。从参与者范围看，当时美国股市的参与人数不到一千万，而买房、持有房产的人数接近四千万人，所以，两个市场的影响面大为不同。

——从这些方面看，不只是在中国，在美国社会也是房地产更能成为大众投机的首选，而且股灾未必会引发大面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但由于房地产市场的涉众面更广、财富额更大，房产泡沫破灭的后果会大为不同。之所以当时的美国银行结构如此，是因为担心银行过大，怕它们太大之后会控制太多经济资源。因而，在理论上，在给定时期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应该等于同期海外净资产的增长额。

事实上，似乎也没有哪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会把资本外流等同于资本外逃。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资本外逃，这种政策完全正确。其中究竟多少与资本外逃有关，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2000年IMF在讨论俄罗斯资本外逃的文章中，衡量资本外逃的尺度被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的误差与遗漏的规模同人民币的汇率预期有相当强的相关关系。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经济体，资本外逃可能是合法的。

而资本外逃和未知的投资失败也会导致相同结果。例如，作为对外直接投资（ODI）流出的资金可能并未变成有记录的中资工厂而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此外，尽管一些跨境资本是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但是在海外的资金可能以各种形式逃避监管，没有形成海外资产累计。2015-2016年，服务贸易项下旅行逆差达到4200亿美元，王用实证模型测算表明其中有约2500亿美元属于资本外逃。

我们所能做的充其量是给出一个大概的估计。许多通过正规途径合法流出的资本可能并未真正转化为中国的海外资产，而无法记入年末头寸。例如，他们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说明覆盖范围不当、误报、漏报、数据来源不同、信息采集时间不同等因素，都各自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庞大的代表资本流出的误差与遗漏。广义的资本外逃则囊括了所有私人居民部门积累的海外资产。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美国误差与遗漏对贸易总额的季度比例在某些季度高于中国。近年来，误差与遗漏账户金额迅速上升，已接近经常账户余额规模。

中国的误差与遗漏时间序列则显示了系统性趋势，这种趋势同汇率变动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基于价值重估因素，多少是统计制度变化因素，又有多少是存量的资本外逃呢？应该说，基于海外资产存量的资本外逃尚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很难想象如此巨大的误差与遗漏可以用统计上的技术性原因加以解释。尽管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整的统计数字，但资本外逃是2012年以来中国误差与遗漏规模越来越大的最合理解释。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反映特定时点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这个缺口可以看作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经常账户与金融账户缺口（误差与遗漏I）累计以及国际投资头寸表上对外净资产累计与金融账户上资本净流出缺口（误差与遗漏II）累计（图11）。又如，居民从非居民借款50单位的交易，在资本项目的贷方分录将记入50单位贷款，在借方分录将记入50单位货币。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是否存在存量资产的资本外逃？国际收支平衡表仅仅记录某一时期中国居民与非居民之间跨境资产交易行为，国际投资头寸表可以反映特定时点上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金额。

在经济学界对资本外流的严重性、加强资本管制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共识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讨论资本外逃是否严重、并对资本外逃的规模做个大致估计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情况在全球经济历史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而这1亿美元在加负号后就会记入误差与遗漏账户。造成误差与遗漏II的可能性有二：统计误差以及未知的投资失败和资本外逃。

但是，在现实中，海外净资产的增加并不等于由交易代表的资本净输出额。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本外逃的量度 资本外逃的规模难以准确量度。

2015-2016年，中国大陆海外旅游支出总额达到5500亿美元，是同期世界第二大旅游支出国——美国海外旅游支出的两倍（图1）。又如，提前偿还外债可能是套息交易平仓，海外直接投资和海外并购可能是为了转移资本。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强有力措施，及时收紧海外直接投资政策，在此不再赘述。这些统计上的原因包括：覆盖范围不当、误报、漏报、同一笔交易的贷方分录和借方分录的数据来源不同（如贸易数据来自海关但创汇数据来自银行）、信息采集时间不同，等等。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高报。其次，由于统计不准确，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的资本外逃被低估。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有如下恒等式：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顺差+外汇储备增量。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净输出，而资本净输出又意味着海外净资产形成。

例如，2011-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为1.24万亿美元，即中国向海外输出了1.24万亿美元资本，但海外投资头寸表上的海外净资产仅仅增加了0.19万亿美元。通过对上述两个缺口的分析可以看出，最近几年资本外逃大概主要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金融账户流出的。

因为资产存量的这种减少同中国资本输出状况无关，所以必须在等式右端加上一个取值为负的汇率变化调整项以抵消汇率变化对外汇储备年末头寸的非交易性影响。例如，美元指数的上升对年初头寸和交易项没有影响。再次，对于一般的资本外流，政府和货币当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施相应的宏观稳定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用市场手段加以应对。汇率变动（美元指数和美元兑人民币双边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化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其他项目也会造成类似影响，但这些项目的变化也属于非交易性变化，是要留到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时处理的，因而原则上也不会对误差与遗漏造成影响。

在储备资产账户上就会记入-1亿美元。如果资本未按正规途径流出，当然也就不会被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之中。

其一是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净输出之间的缺口，即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本文把资本外逃定义为源于某种负面冲击，且会对国民福利造成损害的资本外流。

换言之，不到两年的时间，在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海外净资产增加额之间出现了0.83万亿美元的缺口。外管局的文件明确指出，受数据采集难度所限，部分国际收支交易存在未采集或未完整采集的可能性，……对于违反法律或规定的非法行为的规模，如通过地下钱庄所进行资金转移和交易，没有进行相应地推算。